2025年2月以来，数十家A股上市公司因回购事项披露前十大流通股东，多家公私募及外资机构的最新调仓动向曝光。人工智能（AI）产业链、医药、大消费等赛道成为机构加仓的首选方向。

　　从公募机构来看，信达澳亚基金冯明远、中欧基金葛兰、睿远基金傅鹏博和赵枫、兴证全球基金谢治宇和乔迁、华泰柏瑞基金董辰、富国基金杨栋、融通基金万民远、华安基金胡宜斌、国泰基金程洲等多位知名基金经理的调仓动作明显。

　　科技股成增持重点

　　2月以来，多家涉及芯片、人形机器人等AI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因回购事项发布公告，多家机构的最新持仓浮出水面，而数位知名公募基金经理增持动作频频。

　　具体来看，芯片设计公司英集芯日前发布的公告显示，截至2月24日，较去年三季度末，冯明远管理的信澳新能源产业股票新进逾360万股，跻身该公司第八大流通股东。

　　此外，涉及机器人和机器视觉概念公司华昌达在2月两次披露了前十大流通股东的最新情况。截至2月10日，华夏中证机器人ETF新进华昌达约1012万股；截至2月21日，华夏中证机器人ETF最新持有约1211万股，天弘中证机器人ETF则新进约400万股，而志远腾翔一号私募基金新进约426万股。

　　还有涉及虚拟现实的游戏公司奥飞娱乐公告称，截至2月17日，较去年三季度末，胡宜斌管理的华安景气领航、华安沪港深外延增长分别新进约1200万股和900万股。

　　此外，汽车芯片公司雅创电子也公告显示，截至2月14日，较去年三季度末，巴克莱银行、雷钧安享3号私募基金、瑞银均新进该公司超30万股。

　　工银瑞信基金认为，受益于DeepSeek催化，春节假期后AI应用端需求大幅提升，AI应用的渗透率大幅提高。AI应用可能从此前较“虚”的概念转向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且行业基本面和相关个股股价存在一定正循环关系。此外，机器人板块有望受益于智能化和降本的双重驱动，其成长性来自于下游行业的智能化驱动，既可在B端的汽车、工厂等制造业逐步渗透，又可在C端从科技消费品向大众消费品渗透。

　　医药股获密集加仓

　　近日，多家上市公司获得公募机构频频加仓，其中不乏葛兰、万民远、程洲等知名基金经理管理的产品。

　　具体来看，毕得医药在2025年两次披露前十大流通股东情况，截至1月13日，葛兰管理的中欧医疗健康新进约287万股；截至2月17日，中欧医疗健康持有约445万股，再度加仓毕得医药，广发新经济混合、汇添富创新医药主题混合和中欧行业成长混合均新进超50万股。

　　一心堂也在近日发布公告称，截至2月11日，较去年三季度末，万民远管理的融通健康产业增持约290万股，最新持股近2000万股；闵良超管理的汇丰晋信大盘、汇丰晋信新动力分别新进约500万股和370万股。

　　此外，力诺药包也获得机构的大手笔买入。截至2月6日，较去年三季度末，程洲管理的国泰聚信价值优势、国泰金牛创新成长分别新进800万股和360万股。

　　九典制药同样获得多家公募的青睐。截至2月17日，较去年三季度末，南方中证1000ETF新进约230万股；景顺长城基金国寿股份均衡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亦新进约200万股。

　　不过，也有一些知名基金经理选择减持手中的持仓个股。截至2月19日，较去年三季度末，傅鹏博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赵枫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分别减持三诺生物约70万股和570万股。

　　华安基金表示，在AI科技行情带动下，智慧医疗、AI医药等概念走强，带动整个医药板块好转。经过三年多的调整，当前医疗服务、医疗器械、医药商业等细分领域的估值普遍处于历史低位，具有较大向上修复空间。医药不仅具备“必选消费”属性，也具备“科技创新”属性，AI在辅助诊断、新药研发、医疗器械等领域均有所赋能。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团队负责人、化学制药研究总监、基金经理谭冬寒表示，在政策更加积极、设备采购向上拐点比较明确的背景下，2025年创新药、医疗设备等细分领域或迎来边际改善，可寻找结构性机会，行业性贝塔可期。

　　大消费标的获机构青睐

　　除了科技和医药行业，一些涉及消费电子、航空和钢铁企业亦获得公募机构青睐。

　　具体来看，华菱钢铁在2025开年以来两次披露前十大流通股东情况。截至2月6日，较上一次披露（1月21日），董辰管理的华泰柏瑞富利在短短十几天内新进超4800万股。

　　有的基金经理看好航空股。根据吉祥航空公告，截至2月5日，较去年三季度末，乔迁管理的兴全商业模式优选、兴全新视野分别新进约4300万股和3000万股，而谢治宇管理的兴全合润则新进超1700万股。

　　另外，消费电子公司联创光电公告称，截至1月23日，杨栋管理的富国成长领航、富国均衡优选分别新进约400万股和450万股，截至2月5日，两只产品的持仓保持不变。

　　广发基金表示，随着宏观环境的改善以及行业层面的微观变化，A股投资逻辑发生了显著转变。当全球资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市场时，其底层逻辑已从单纯的“政策驱动”转向“技术突破 制度红利”的双轮驱动。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