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爱心更有保障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进入更加健康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的遴选,在2024年临近尾声时尘埃落定。

  三家平台进入民政部指定名单,它们分别是北京水滴互保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水滴筹、北京众意互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轻松筹、北京暖心惠民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暖心惠民。

  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开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专家马剑银近日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有规范了,有主体了,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进入更加健康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入选平台也积极表态。“作为民政部指定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水滴筹将严格遵守并积极落实民政部在个人求助网络服务方面的管理规定,倡导依法合规经营,营造公开透明的个人求助行业环境,全力支持配合新规的落地工作。”水滴公司创始人兼CEO沈鹏说。

  从此于法有据

  确定适格主体

  2024年9月5日,新修订的慈善法正式实施,新制定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也同步实施。

  “个人因疾病等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的,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应当对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通过虚构、隐瞒事实等方式骗取救助。从事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平台应当经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对通过其发布的求助信息真实性进行查验,并及时、全面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网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另行制定。”新修订的慈善法在附则中专门增加这一条,对个人因病求助行为及平台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一度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考虑到有关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的具体规定,涉及求助及服务的各个环节,难以在附则中作出全面细致的规定,慈善法授权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网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对求助信息发布和查验、平台服务、监督管理等作出规定,促进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健康规范发展。

  这便有了后来的民政部联合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指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的名义开展活动,不得从事求助信息发布和捐助资金归集、管理、拨付等个人求助网络服务。

  其后,民政部按照“自愿申请、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原则,组织开展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遴选工作。经评审委员会评审和社会公示,指定水滴筹等三家平台为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2024年12月25日,三家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名单正式公布。

  为何是这三家平台?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分析说,对于平台应当符合什么条件,《管理办法》已有明确规定,比如要求网站相对独立,为个人求助募集的资金不能跟其他资金混同,要有专门账户去管理;同时对于平台上求助的个体,平台要对其信息真实性承担审查义务;一旦个人求助目的已经实现或是落空了,相关资金返回到平台,平台还要返回给相应捐助人等。

  金锦萍透露,在遴选工作开展中,不少平台报名,但是经过初步审查之后,真正符合管理办法规定入围的、经过初试的平台数量并不多,经过再次面试之后,确定了上述三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后就仅此三家。金锦萍补充说,如果以后还有其他平台愿意从事此类业务,又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必要条件,是可以再申请的。

  被赞雪中送炭

  亦受困于争议

  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走向规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个人网络求助近年来发展迅速,许多遭受大病危机的个人和家庭,都曾真实感受到大病求助平台“雪中送炭”的作用。

  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9月至2021年底,全国累计有超过500万人次大病患者通过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发布求助信息,超过20亿人次通过大病求助平台捐赠资金,筹款规模超过800亿元。水滴筹发布的数据显示,累计约4.66亿用户在水滴筹向约332万名患者捐赠663亿元。

  记者见到辛女士的时候,她刚刚鼓足勇气开口,就开始哽咽。“我哥哥在外地打工脑出血,家里本身就是贫困户、低保家庭,我哥哥快40岁了也没有结婚,发生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说真是惊天大雷。”辛女士坦言,家人开始不太想走大病筹款平台这条路,但后来“负担很大,对这个事很愁”,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水滴筹平台筹款,没想到真的缓解了大难题。

  18岁的小黄从小和奶奶相依为命,在班级里学习成绩优异,直到一次突发高烧打破了他原本平静的学习生活。之后,小黄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那一刻,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就要因此终结了。”小黄说,庆幸的是,医生告诉他白血病并非不治之症,需要骨髓移植和化疗,大概率会治愈。但近30万元的化疗及骨髓移植费用对这一家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奶奶家有4亩地,一年收入仅几千元。非农忙时,70岁的奶奶就在村里帮助别人做零工,是村里的贫困户。

  后来,他在水滴筹发起了筹款。“一共筹了两次款,第一次是在生病的时候,筹集了16万元。第二次是在骨髓移植手术前,筹集了三四万元。”身体恢复之后,小黄重新返校,学习成绩再度回到前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求助者在走向网络筹款的过程中,都经历过挣扎,既担心自己筹不到钱反而“丢了人”,又害怕被骗了,“钱拿不到”。

  事实上,“怕被骗”的心态在捐款人中普遍存在。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一路走来,围绕在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身上的争议并不少。

  例如,2023年10月,一女童被狗咬伤后,家属在某互联网平台发起筹款,短短5小时18分钟,就有8.7万名爱心网友捐款200余万元。随着事件发展,考虑到受害人家境、狗主人和物业公司打算赔偿等因素,高达200万元的公众筹款是否有必要等问题引发争议。平台没有获得相关证明就给其开设目标200万元的求助链接,更是被广泛质疑。

  此事最后以受伤女童家属退回受捐的全部善款而告终。

  事情了结,但引发的反思并未停止。多家媒体关注此事,并将平台在传递爱心的同时,能否匹配更完善的筹款机制、筹款金额标准,真正做到尽职尽责,避免公众的信任与爱心一再被消耗和辜负,置于公众视野中进行探讨。

  求助者中不乏有意弄虚作假,利用平台诈捐,甚至还有专门以此为生的黑灰产业链……类似事件在这几年多有曝光,平台与公安机关合作破案,将伪造病历的募捐者诉诸公堂,也不再新鲜。而平台自身的一些数据也足以佐证总有“不合格求助者”:近一年,水滴筹平台拦截不合规筹款申请2838例,其中有1191个违规筹款用户被平台加入黑名单,禁止再次发起筹款。

  多方形成合力

  保障案例真实

  某媒体去年年中发起的网络问卷调查显示,使用过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的受访者对平台的信任度更高,达66.65%,高于平均占比的56.39%。“案例的真实性程度”被受访者认为是最影响公众对平台信任度的因素。

  “不要伤害社会公众的善心”,这几年呼声甚高。水滴筹数据显示,大概36%的救助资金来自求助人的亲朋好友,有64%的资金来自筹款链接,即陌生人的捐赠。让陌生人毫无顾虑地扶危济困,于平台来说是“应该做的”。

  平台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如何辨别案例真伪,已经成为平台的一项核心工作。

  如水滴筹有关负责人所说:“为了保障筹款案例的真实性,我们必须不断加大技术投入,升级审核模型,通过初审、复审、第三方审核等多种方式对用户信息进行持续审核,在平台审核信息无误且符合资格后,方可正常发起线上筹款。对于审核不符合筹款要求的案例,水滴筹会进行驳回。”

  慈善法和《管理办法》对平台的责任非常看重。《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需对通过其发布的求助信息真实性具备查验能力,规定平台归集的捐助资金应当由专用存款账户管理、专项使用。

  根据《管理办法》,平台须具备查验信息真实性的能力;明确告知求助人、信息发布人对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明确告知求助人、信息发布人不得通过虚构、隐瞒事实等方式骗取救助;明确求助人、信息发布人需要提交的求助信息和相关材料;应当建立审核团队,对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查验;查验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后,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发现求助人、信息发布人涉嫌**等犯罪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

  事实上,这一规定也是回应多方需求:求助者希望自己的信息被平台查验“盖章确认”了真实性后,能够获得更多的资助;捐助者则不希望爱心被辜负被欺骗,平台查验显然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道保障;平台则希望能够据此明晰自身责任,获得社会公众更多的信任与理解。

  马剑银认为:“平台对监管本身是欢迎的,平台是希望有监管的,这样可以明确身份,依规而行。”

  “《管理办法》的落地以及平台准入对于大病筹款行业有积极意义。”水滴筹有关负责人说,为了保障案例的真实性,会及时向社会公开求助人与求助相关的必要身份信息、因疾病等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求助目标金额及用途等信息。同时,基于大病筹款主要依托患者社交网络传播的特殊属性,水滴筹引入公众举报机制,邀请公众一起参与监督,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救助。从筹款链接的公开页面也能看到,平台在筹款页面提供了显著的举报、证实、评论功能,供患者社交网络中的熟人参与验证,从而进行及时有效的纠错,为求助人赢得了更多的信任。

  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说,虽然此前相关案例中,有司法实践从公平合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平台负有一定的信息核实义务,但这一义务并无相关法律依据。新修订的慈善法至少从制度设计角度解决了上述问题。主管部门在制定《管理办法》时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正是这一点。

  如何走好以后的路,贯彻落实好慈善法及《管理办法》,在马剑银看来,需要注意区分法律上的“慈善”和个人求助的不同法律关系和所适用的不同法律规范,不能在个人求助中适用慈善法一般规则,它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个人赠予行为。

  “慈善组织做公益项目的救助人群相对是比较开放的,是有公众性的;而个人求助平台的每一个求助信息背后,都是一个特定的受益人。二者不可混淆。”马剑银说。

  马剑银同时提醒,在平台治理之外,还需要公众监督及有关部门监管的合力。仅就监管而言,也不是民政部门一家的事情,网信办、市场监管、工信部门、公安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等都需要在各自领域介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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